“双减”背景之下，各地新一轮教师资源均衡方案逐渐出炉，北京市教委于8月底宣布大面积大比例推行教师轮岗制，要求在年底前完成市内8个区的试点工作。

时隔多年之后，来自北京的重磅消息让教师轮岗制再次引发广泛关注，与此前在县域大范围推行教师轮岗制不同，这一次，改革向一线城市高歌猛进。

在推动教育公平之声越加高昂的当下，近一年来，上海、深圳、重庆等地相继宣布推动建立教师轮岗制，改革之风再起，过去近20年，全国多地曾先后探路教师轮岗，县域城市推行已成普遍现象。然而改革触及利益深池，各地不乏流于形式者。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甚至直言，过去十余年间，各地推行的是“应付式、分配式轮岗”。

新一轮改革之中，如何真正推动政策落地，如何让教师轮岗发挥效用，为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实现教育公平开出良方，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在深圳市福田区南园小学，老师在英语课上与孩子们互动。新华社发

晋中探路

“前天晚上开会研究，第二天校长都动了”

此轮在一线城市推行的教师轮岗制，对于大多数县域城市而言其实并不陌生。

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出台，被业内普遍认为，是过去十余年来各地试水教师轮岗制的起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尤其是保障农村地区实施义务教育被写入新修法案之中。

彼时，为迅速培养一批优秀人才，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兴建的各类重点学校发展迅速，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越发明显。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曾撰文指出，义务教育属于保障性的公共服务，主要功能是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它是非竞争性、非选拔性、非淘汰性的，也必须是一视同仁，以平等均衡为主要标准。”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和理念之下，多地为抑制“择校热”，尝试推行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轮岗，山西晋中市在时任教育局局长鹿建平的推动之下，率先探路。

“要让老百姓的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就必须均衡配置教师资源，教师轮岗是快速解决问题的办法。”晋中市教育局一级调研员高晋峰回忆，晋中市是山西的教育强市，历来重视教育，家长对重点学校趋之若鹜。为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撤点并校，是晋中市的第一步棋。在国家当年的政策要求下，晋中市11个区县大幅度裁撤合并学校：中小学3998所，经过几年努力，调整为1000所达标学校，“有些乡村学校孩子少，教师超编，必须裁撤，学校有了规模才有效益。”

常态化开展教师轮岗制的日本，是试点地区的参照样本。按照日本经验，以规范化标准建设学校，缩减学校之间的差距，撤点并校被看作是为教师轮岗铺平道路。

教师轮岗涉及各方利益，方案几经波折最终在晋中市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上被敲定下来，“别给教育局找麻烦。”市委书记的一句话，给了这场教育改革更多空间。

轮岗涉及为学校重新配备师资，晋中的第二步是摸清家底，“哪些学校差哪些学科教师，哪些学校欠缺骨干教师，把需求搞清楚再供给。”高晋峰回忆，由于改革牵涉众多教师，问题复杂，“那段时间人事科、教研室忙得不得了。”

轮岗伊始，晋中市就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大胆的决定：由校长率先交流。

“榆次区前一天晚上研究，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全体校长集中，一个晚上校长就全动了。”高晋峰告诉南都，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六6年以上的校长都在交流之列，“如果校长不能率先交流，校长站在学校发展的角度，必定会留下好老师，把水平一般的教师交流出去，为完成交流任务凑人头，意义不大。”高晋峰称，为减少阻力，在市领导的支持下，教育局开始组织校长交流，为接下来的教师轮岗开了好头。

起初教师轮岗仅限于城区与城区、乡村与乡村之间，“一开始就要求老师跨区、甚至到乡下去，这对老师来说，影响太大了。”高晋峰称，晋中选择让同一区域的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结对，“尽量人性化，人事关系不动，县城交流学校交流教师骑自行车不超过15分钟，乡村不超过半个小时。”

为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晋中为此还出台了硬性规定，给予交流教师一定补贴，并要求评职称与交流经历挂钩，推动年轻、优秀的教师参与轮岗。

改革的阻力并非仅来自于教育系统。高晋峰回忆，有一次学校选派了某学校五年级的老师轮岗，“家长立刻来闹，临近毕业面临小升初要换老师，家长不乐意了。”吃一堑长一智，考虑到教学质量，后来晋中明确规定“原则上临近毕业班、带毕业班的老师不参与流动。”

2008年是轮岗的第一年，榆次五中是当地的优质初中，榆次八中则相对薄弱，平时甚至招生计划都无法完成，“当年五中5个教师交流至八中，学校很快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晋中市的要求，第一轮轮岗期为三年，到2011年，从晋中市中考成绩看，“优质学校和其他学校的中考成绩，在均分和及格率两方面差距明显缩小。”高晋峰说。

9月3日，在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巨城镇凤凰垴小学，老师在指导学生画画。新华社发

改革遇阻

“听说要去乡下，城区教师不愿意了”

在晋中市探索教师轮岗的同时，多地为抑制“择校热”推动教师轮岗，包括辽宁沈阳、河南郑州等省会城市，也加入改革之列。2007年，教育部官网刊文指出，沈阳市5个城区的中小学教师交流覆盖面达到100%，交流教师人数达2055人，如此大规模开展中小学教师实质性交流，在全国尚属首次。

2008年，郑州市金水区作为国家级课改实验区开始推动教师轮岗，改革持续推进，至2012年，金水区符合条件的1768名教师全部参与轮岗，占全体教师的46%。

在地区探路先行之时，一场教育体制改革正在酝酿。

经过两年专家研讨和征求社会意见，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出炉，这是21世纪以来，我国首个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升至战略性任务的高度，要求解决择校问题，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

地区试点上升为国家意志，一场全国性的教育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同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由时任国务委员后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刘延东担任组长，随后出台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涉及425项改革试点项目，其中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成为关键的四大任务之一。

彼时，晋中市因先行先试，被国家层面确定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试点地区，此时教师轮岗改革也再次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尤其是在城乡之间顺利推动教师轮岗？

“以前是城区和城区交流，乡镇和乡镇交流，三年过去，两个圈圈要打破了。”高晋峰说。

2011年，正是晋中市首轮教师轮岗结束的第一年，参与首轮交流的教师回到原来的学校继续工作，也是在这一年，晋中市决定扩大教师轮岗范围，让城乡的教师流动起来。“一下矛盾就出来了，城区学校教师不愿意去乡里，乡里的教师也不愿意到城里来。”高晋峰称，此前小范围的交流，老师们普遍还能接受，但跨区尤其是听说要去乡下，不少城区教师不愿意了。

尽管自2008年启动的教师交流轮岗，全市普遍推行渐成风气，国家亦出台政策给乡村教师以补贴，但在教师普遍的抵触心理之下，改革遇到难题。高晋峰坦言，为了推动改革，晋中一开始确实用了些行政手段。“要想评优评先评职称必须交流，这是刚性要求。全市统一规定符合条件的都要轮岗，没有哪个县敢推脱。”在他看来，全市一盘棋以及主要领导的改革决心，是晋中能持续推进改革的重要原因。

为了平抑教师情绪，轮岗依旧以校长先行，在过去三年试点过程中，晋中也摸出了一些门道：义务教育均衡化，绝不是仅靠某个教师单打独斗，日后的交流轮岗渐成团队作战，以小学为例，晋中参与交流的强校五大学科各派一名骨干教师，由一名副校长带队，强校交流到弱校，改善薄弱地区尤其是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

师资逐渐在城乡之间流动，“城里老师下乡，综合实践活动开展起来，乡村地区的孩子，能接受跟城里一样的教育，乡村学校的面貌不一样了。”高晋峰说。

混乱的实验

应付式、分配式轮岗

时间转眼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对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作出部署，第二年，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联合印发意见，针对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出台细则，力争用3至5年时间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制度化、常态化，强调推动城镇学校、优质学校师资向乡村学校、薄弱学校流动。

在多地探索教师轮岗之后，地方经验上升为更明确的改革线路图，县域范围内推行教师轮岗渐成普遍现象。如果说晋中是一个严格执行教师交流轮岗的范本，那么在另一些地区，教师交流轮岗却不免沦为走过场的混乱实验。

自2014年教育部下发文件后，湖北宜昌某实验中学教师刘风雷（化名）亲历当地轮岗改革，其所在的学校是优质中学，一开始轮岗在城区之间先行。“任职十年以上的校长轮岗，第一年学校走了十几个老师到城区另一所学校，此后很少再听说要求教师轮岗。”

小范围小规模的试点，完成上级交派的任务，不免流于形式。在刘风雷的印象中，当初学校里参与轮岗的一批教师，多处于对个人利益的考量，“一些老师在某个城区买了房子，图上班近，也有年轻老师有评优的需要。”

作为一线教师，刘风雷谈起轮岗仍有些抵触，“市里对参与轮岗的老师有评优评先政策，交流到乡下也有教师补贴，近年涨到一个月七百，但对于大多数老师来说，这些激励政策激励不足，没有吸引力。”

在他看来，老师们还要面临更为实际的生活难题：去了别的学校住在哪儿，家里人谁来照顾，“一个月的补助可能还不够来回的油钱。”

对于当地而言，更关键的问题或许还在于乡村师资力量并不欠缺。据刘风雷介绍，近年来乡村生源大量减少，大部分学生都选择到城区上学，乡村教师严重超编，反而是城区教师人手不足，在诸多考虑之下，地方教育局未有决心动真格，“最后就是一些年轻教师甚至是与校长不和的老师被派出去轮岗。”刘风雷说。

类似的地方改革在各地屡见不鲜，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甚至直言，从全国范围来看，过去的教师轮岗制多为应付式、分配式轮岗，“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决策层很快接收到地方改革的信号，为解决改革难题，撬动城区教师下乡，“县管校聘”的制度改革被提上议程，由县（区）教育局将人事权、编制集中，方便师资配备和调动。高晋峰回忆，至2017年，当时晋中市符合条件轮岗的老师全部都已参与轮岗，改革再次遇到瓶颈，也是在这一时期，晋中市顺势而为，“从编办把编制拿回来，从人社部门把教师岗位的人事权拿回教育局，可以更主动地为薄弱学校、偏远地区更多编制，让老师下乡。”高晋峰说。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次改革，让有评优需求、更年轻的新聘任教师，逐渐成为教师轮岗的主力。刘风雷告诉南都记者，在“县管校聘”改革后，当地考虑到乡下学校学生少而教师超编等实际情况，尝试更为柔性的交流轮岗政策，由新入职的城乡教师互相交流一年再回到原来的学校，每年城区优质中学还将选派一两名教师到乡下支教。

改革挺进一线城市

北上深近一年陆续宣布轮岗

过去十余年间，有地区尝试教师轮岗探索出成功经验，有地区初步试水未能有效执行，在利益牵涉更深远，教育资源不均衡更为突出的一线城市，教师轮岗制在过去更是几乎形同虚设，对于更多地区而言，教师轮岗暂时停留在了文件层面。

南都记者注意到，过去十余年间，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也曾印发通知，要求推动校长、教师轮岗，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时所要求的教师轮岗，要比此次改革温和得多。

这在当年上述城市的改革文件表述中可见一斑，如北京市教委2016年出台的文件中表述为：针对校长轮岗，“原则上应进行交流，如有特殊情况不能轮岗，可以暂缓，不得超过9年。”针对教师轮岗，文件则表述为：“如有特殊情况不能交流轮岗，经学校申请，区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暂缓。”广州几乎同时期出台的文件则称，符合条件的校长、教师，“原则上”要在本县域内交流轮岗。

“如果按照教育部等部门的指导意见，我国应该在2019年就实现了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轮岗的常态化，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这个制度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熊丙奇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认为，改革背后牵涉复杂的利益问题。“在上一轮教师轮岗制中，不仅是一线城市，一些地方背后利益牵涉太多，人人都想上好学校，难以真正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改革力度不足。”

而在新一轮“双减”改革之风下，教师轮岗制再次被提上日程。

“双减”文件下发一个月后，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由东城区、密云区先行试点，年底再增加六区推动政策实行。东城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区教委主任高伟表达决心：本学年度要实现学校干部、教师交流轮岗不少于2000人，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东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干部、教师100%交流轮岗。

北京的轮岗从公办学校分步骤推进：学区、教育集团内先流动，再于全区范围流动，实施细则亦对轮岗条件作出规定：距离退休年龄超过5年，且在同一所学校工作6年以上的正副校长、骨干教师都可参与轮岗。

开学首日，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总校长王欢流动至天永学区革新里小学兼任校长，这也被业内认为是下定决心推进改革的实质性动作。

实际上，北京并非今年以来唯一宣布要大规模、大范围试点教师轮岗的一线城市。

今年年初，上海市教委下发通知，明确在奉贤，松江，浦东三个地区率先试点教师轮岗制，推动优质校长、教师流动至乡村学校或公办初中学校，每位教师10年内必须有规定的流动记录，且教师轮岗流动时间不得低于两年。以奉贤区为例，在同一义务教育学校连续工作满10年的专任教师都被纳入流动计划，每年10%至20%的教师需参与学区内、集团内的轮岗，5%的教师需参与跨学区、跨集团轮岗。

深圳今年7月31日亦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官网公布《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该条例被看作深圳社会建设领域的“基本法”。草案中明确提出，推行大学区招生和办学管理模式，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交流制度。

指挥棒变了

“地方要敢于打破名校政绩观”

改革之风真正吹进一线城市，距离国家层面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已经过去十一年。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叶菊艳认为，相比较十余年前的轮岗试点，如今全面推行教师轮岗，条件更为成熟，“十年过去，我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地基础设施如路况、住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也有了更多的经费投入到教育和教师发展中；国家对均衡优质教育资源也更加重视，校间资源分配也越来越公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持有不同观点，十余年后再度推行教师轮岗，难度比以往更大，“学校之间抢生源、抢老师，过去十年间资源差距越来越大，越加不均衡就越难以流动。”

纵观过去十年间的试点经验，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要真正推动教师轮岗制，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仅靠单一的轮岗政策难以达到改革目的。“学校改进是系统工程，仅仅是将老师换个岗位，发挥不了多少效用。”高晋峰坦言，政策推行一定要系统性支持，尤其是要考虑如何更均衡地为公众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

过去十余年，晋中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的是一套组合拳，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配套改革，成为重中之重。高晋峰介绍，在改革中，晋中也确保高中能体现均衡优质的特点，每个县至少有一所优质高中，优质高中只能在属地招生，不允许全市掐尖，各县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100％直接下放至全县包括乡镇的所有初中学校，“让孩子在同一所初中学校平等竞争，而不是和全县或者全市的其他学生竞争，这样就减轻了学校、家长、学生的升学压力，学校可以静下心来推进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为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高晋峰称，这样的尝试，在山西仍是独一份。

双向改革，让教师轮岗有了空间，实际上也打破了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自改革开放以来，为迅速培养一批优秀人才，全国兴建重点学校，在中考、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考核机制之下，重点初中、高中资源集聚，升学率亮眼，社会大众对重点学校的“迷信”和追捧，让竞争被过早地蔓延至义务教育阶段，而这也或许正是义务教育阶段难以实现均衡的源头。

近年来为打破重点学校的生存空间，重塑人才选拔体系，教育的考核指挥棒开始转向，国家层面多次强调不允许开办重点学校、开设重点班，“双减”政策出台，更强调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而非唯分数论的人才选拔机制。

前段时间，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把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学生人数严格控制至1:1，这意味着未来只有50%的学生能进入普通高中继续深造。“现在国家政策导向就是发展职业教育，强调分流，一半的学生考高中上大学，一半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不需要学生和以前一样，拼命学。”湖北一位教育系统人士坦言，未来社会将需要更多职业技术人才，人才培养方向发生调整，选拔机制也在改变，但地方的考核指挥棒仍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仍然看重重点学校的升学率、成绩，名校某年考得不好，校长甚至要被教育局约谈。”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真正亟需重视的是系统性教育生态的重构，地方首先要敢于打破名校情节，扭转名校政绩观。”熊丙奇也强调，如今推行教师轮岗，实现义务教育均等化，绝不能被错误理解为让教学质量走向平均化和平庸化，“老师流动到不同的学校之后，还能安心办好学校，提高办学质量，这是未来必须要回应的质疑。”熊丙奇说。

南方都市报（nddaily）原创报道